[内容提要]当前美国国内学界普遍呼吁美国政府全面反思和调整对伊朗政策，奥巴马第二任期能否为美伊关系按下“重启”键令人关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受到中东局势演变、奥巴马是否掌握对伊政策主导权以及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进退表现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正在重新评估伊朗核威胁，抬高对伊朗动武的门槛，着手平衡“双轨”政策用力，加大对伊朗的“软攻势”，未来还将无法回避美伊开展地区合作的政策选项。然而，美伊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且2013年6月伊朗大选为美伊关系注入新的不确定因素，美伊缓和关系的内外条件仍不成熟。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 伊朗大选 美伊关系 伊朗核问题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伊朗政策从“接触”转向侧重于施压的“强制性外交”。2012年适逢大选，奥巴马政府因政治需要秉承强硬路线，对伊朗追加多轮单边制裁措施。当前，奥巴马第二任期已经启动并正在进行外交政策再评估，美国对伊朗政策中一度被大选“冻结”的因子重新浮现，美国国内学界也普遍呼吁全面反思和调整对伊朗政策。奥巴马第二任期能否为美伊关系按下“重启”键值得关注。可以预见，随着2013年伊朗总统大选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美伊互动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朗核问题将既不是国际舞台上最大的战争威胁，也并非实现外交突破的机会所在。

　　一、美国朝野反思对伊朗政策 

　　2002年伊朗核计划曝光后，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均把核问题作为遏制伊朗势力扩张的最有效手段，把遏制、威慑、“接触加制裁”的强制性外交、间接干预和直接军事行动等列为对伊朗的传统政策，并且随着美伊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不同政策选项的施行力度。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受“911事件”驱动，在中东全面推行霸权，对伊朗核问题奉行“铀浓缩零容忍”政策，拒绝与伊朗就核问题举行对话，高调宣扬动武选项，公开表达对伊朗“政权变更”的诉求。这一追求绝对安全的高压政策把美国和伊朗直接推向地缘政治对立面，伊核问题迅速升级为伊核危机。[1]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遭遇金融危机，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际地位严重削弱，因而不得不把对中东事务的收放作为盘活外交全局的重要支点，以合作维持霸权不坠。与伊朗“接触”成为美国改善自身在伊斯兰世界形象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伊核问题僵局依旧，且2009年9月伊朗大选中的“民主”因素受当局打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迅速回落到制裁轨道，美伊对抗的气氛再度加重。

　　当前，奥巴马第二任期反思和调整对伊朗政策面临一些新的深层次动因。首先是中东局势动荡的冲击。肇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局势动荡对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处境均产生重大影响，为美伊关系添加了新的复杂因素。一方面，伊朗的传统政治对手沙特、埃及等国转向内顾，无暇就核问题对伊朗施压。以埃及为例，新上台的穆尔西政权改变了以往过于依赖美国的外交基调，摒弃了前任穆巴拉克的反伊朗立场，展现出更加独立的外交姿态，加快与伊朗走近的步伐。小布什政府曾倾力打造的“遏伊联盟”事实上已经瓦解。与此同时，伊朗赞赏“阿拉伯之春”为伊斯兰觉醒的产物，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加强与埃及、约旦等国往来，借机扩大海军活动范围，还介入巴林、也门等国的教派骚乱，大有成为“阿拉伯之春”最大赢家之势。奥巴马迫切需要用一项新的地区安排来防止伊朗成为美国中东霸权中的“飞地”。另一方面，中东局势动荡凸显了美国在促进“民主”与确保安全上的两难困境。在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中，美国的中东政策均重在趋利避害，不再挑头发号施令。承认美国力量有限成为奥巴马政府共识，且更加顾忌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此外，被伊朗视作“小撒旦”的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转入战略守势，以色列内部对伊朗核问题的评估也出现越来越多裂痕，总统、情报和安全部门等均反对仓促动武，[2]“对伊开战”沦为政客个人的宣传口号，其中的威慑含义分量减轻。

　　奥巴马政府担忧伊朗从地区乱局中坐收渔利，既不希望外界对伊核问题僵局的注意力被分散，也不愿看到伴随动荡局势而来的油价攀升有可能扩大伊朗内贾德政府的财政空间，因此自2011年来加大了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制裁力度，并努力说服美国的盟友及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入制裁行列，寄望于形成合力以压促变。然而，这些制裁措施使一些盟国和中立国承担了部分制裁成本。[3]今后，深受债务危机拖累的欧洲和能源需求高涨的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跟进相关制裁，而不伤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令人怀疑。[4]

　　其次是奥巴马对伊朗政策的调整空间扩大。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外交政策是奥巴马竞选的加分项。他连任后重新夺回外交主导权，组成了与自身理念相符的外交和安全班子，对伊朗政策自由度上升。从对外战略看，奥巴马若希望在核安全战略、从阿富汗撤军、在中东促和及“重返亚太”等领域留下政治遗产，均需处理好伊朗问题。2013年3月，他把第二任期首访地选在以色列，主要就在于安抚内塔尼亚胡政府，寻找美以之间对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共识，防止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急躁冒进。

　　从国内看，虽然对伊强硬派控制着国会和媒体，[5]奥巴马需不时予以迎合，但民心厌战，反战已成为政治共识。2012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新千年外交政策”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反对在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即便获得安理会批准，仍有51%的人反对这么做；79%的人认为，应该通过安理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制裁；67%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与伊朗政权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6]

　　美国学界在伊朗问题、特别是伊核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大部分人认为，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应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一些著名智库和学者走得更远，开始探讨美国“与核伊朗共存”的可能。他们认为，伊朗如果参照“日本模式”，即使掌握了跨越核门槛的突破能力，仍可能从决策上避免突破；伊朗不是具有自杀倾向的民族和政权，拥核不等于用核；伊朗向其他国家或组织扩散核技术的危险被错误夸大了；在美国允许伊朗保有某种形式核计划的情况下，美伊利益可以进入到讨价还价的阶段。[7]

　　此外，根据美军新的军费削减方案，海军将分时段停用4艘现役航母。从2013年1月起，美军已经因技术故障无法按计划向海湾派出“尼米兹号”航母，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无法在海湾地区保持两艘航母的军力标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对伊朗进行威慑的效果，势必会把美国对伊政策从“大棒”一端往回拉。从情报领域看，随着2013年6月伊朗大选临近，孤立伊朗只会关闭美国掌握选情的大门，尝试接触则有可能使获取相关情报的工作更加可靠、准确和具有时效性，改善美国情报界因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负面形象，并有助于为扶植伊朗温和领导人上台提供依据，促其在伊朗国内政治中得分。综上所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伊朗政策在外交、舆论、军事、情报等领域均享有较大的行动空间。